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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如何看中国?

1615年,《利玛窦中国札记》在罗马首次出版,从此,耶稣会士的中国信息开始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如果说《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物产丰饶、犹如“天堂”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利玛窦和耶稣会传教士们则将一个文化的中国展现在西方人面前。这个中国对了欧洲的胃口,“东西方初恋般美好的时代”逐渐展开。

1577年5月18日,一个意大利年轻人随印度传教团一道,从罗马去里斯本,再转道果阿,然后来中国。

这趟旅程要耗费近一年的时间,连续数月望着漫无边际的蔚蓝海水,看不到陆地、树木,甚至飞鸟,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每天都在想象着自己将要到达国度的模样。这个年轻人就是玛提欧?利奇,中文名利玛窦,是耶稣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此时,在漫漫海途上,他没有想到即将接触的这个帝国,将会给欧洲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利玛窦眼中的中国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在澳门准备多时后,终于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定居于肇庆郊区一座欧式房子里。

尽管在进入中国前,他已从前辈罗明坚、沙勿略等处了解了一些中国知识,但这个大帝国仍然让他震惊了。

为了描述这个与众不同的大帝国,他写了很多信回国,这些信件打开欧洲通往中国的一扇门。晚年,利玛窦开始写《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笔记后来被称为“欧洲人叙述中国比较完备无讹的第一部书”。

在利玛窦之后,更多传教士以数学家、建筑家、宫廷画家、舆地学家的形象走入中国宫廷。南怀仁、张诚在康熙帝时期分别任钦天监正,白晋被多次派到全国各地绘制皇舆全览图,郎世宁则为乾隆皇帝画像。

这些传教士写下了更多关于中国的著作。这一切使得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更加丰富、细致,但潜意识或者故意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误读”随后将在欧洲引起近200年的反响。

耶稣会士的“误读”

耶稣会士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把中国形象描述得尽量符合耶稣会的利益,着重介绍中国强大、自给自足、受到一位按儒家经典的道德和政治规范行事的君主统治,国家由文人学者统治。

耶稣会士的介绍中还夹杂了自己的阐释、想象与过度美化。他们饱加赞美的封建政治体系也没有那么美好——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言,中国政治以礼仪代替行政导致种种流弊,这种“潜水艇夹肉面包”式的社会结构,让中央集权政府对广袤的帝国很难有一个很实效的管理方法。

而中国皇帝,更非全然明君——尤其在明末,几代皇帝不问朝政而大权旁落宦官之手,使得宫廷与官僚机构间的平衡关系已经被破坏。

其实耶稣会士们并非对封建政治制度的弊端一无所知——他们曾经受到过太监的为难,也亲身体验过钦天监官员的滥竽充数。但或许是为了保证在中国传教的自由不受干涉,他们选择保留一部分负面意见。

作为当时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交往人群最广的人,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很容易被欧洲读者信任和接受。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了此后两个世纪欧洲人的中国观。

“误读”引起的“误读”

1734年伏尔泰出版了《哲学通信》,这部引起启蒙运动的著作却使他遭到官方的通缉。为了避免再次因为批判政府而入狱,他去往法国东北边境的西雷,在他的情人夏特莱夫人的一座城堡避难。

这时,伏尔泰发现在一位耶稣会士白晋献给路易十四的《康熙皇帝传》中描写了一位极其完美的明君康熙——“天分极高,思维敏捷,博闻强识,明察秋毫,掌握各种兵器,学习百般武艺”,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公正无私,在用人上任人唯贤”。

东方的明君刚好是被“专制君主”赶得四处流亡的伏尔泰所期望的,因此他在几十年中都记挂心头。

1770年,巴黎出版了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伏尔泰迫不及待地和了一首诗《致中国皇帝》:“接受我的敬意吧,可爱的中国皇帝,西方人人皆知,尽管我脾气古怪,却素来极爱会写诗的皇帝……听从我的劝告,留在北京吧,千万别来我们这里!”

中国思想西传之时,法国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自我意识的觉醒成为此时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因此,耶稣会士塑造的充满理性精神、拥有开明君主、宗教宽容的中国对了启蒙思想家的胃口。而伏尔泰,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伏尔泰不知道,最早进入北京的利玛窦之所以在《札记》中没有详细描写中国皇帝,事实上是因为1585年万历皇帝就将自己封闭在了宫中,终日与宫女、太监们厮混在一起,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几乎不理朝政。

1601年利玛窦被召见时,只是对着一张巨大的宝座三叩六拜。而耶稣会士也没有介绍秦朝的焚书坑儒、以及其他一系列与“明君”形象相抵触的历史。

认为中国君王是明君的是不止伏尔泰一人,普瓦弗尔说:“你想有幸成为全球最强大、最富有、最幸福的君主吗?请到中国来,看看那位最强大的君主……他所体现的是最真实、最完美的天的形象。”

而魁奈说:“中国早期几位帝王都是很好的统治者,他们通过颁布公平的法规,倡导有用的技艺,专心致力于使他们统治的王国繁荣……”

中国“明君”的形象还影响了某些欧洲君主。1756年春天,在泛着泥土香的空气里,法王路易十五亲自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扶起了犁,学着中国皇帝进行耕田大典;1769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也表演了这一犁地仪式;1770年,路易十六又再次操犁上场,以表现自己是一位关心农业、关心子民的国王。

中国之“火”炖熟欧洲之“肉”

1755年,《中国孤儿》(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来)在巴黎国家剧院公演,盛况空前。在某场演出中,年已70的伏尔泰自己扮作成吉思汗,与他的侄女演“对手戏”。

《赵氏孤儿》故事本是讲晋灵公时,权臣屠岸甲追杀异己赵朔,几位好友牺牲自己将其遗孤保全,遗孤长大后成功复仇的故事。

伏尔泰则将故事背景移到成吉思汗时代,而最后结局是成吉思汗被义举感动,还增加了部分“感情戏”——成吉思汗以孤儿和丈夫的命运为要挟,向伊梅达求婚。

正如其中女演员所谓的中式服装其实是欧式风格一样,被称为“中国伦理五幕剧”的《中国孤儿》和原版《赵氏孤儿》的内容和主题都相距甚远。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经过耶稣会士的“误读”,再经欧洲人的再度反刍,已经是欧洲化的“中国哲学”了。它仿佛一盘欧洲化的“中国杂烩”,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满足着不同的人的需要。

歌德、培根、马勒勃朗士、伽桑狄、卢梭、孔多赛、笛卡儿、狄德罗、孟德斯鸠、蒙田、魁奈、伏尔泰……几乎所有数得出名字的思想家都曾经引用中国来论述过自己的观点。

当时大部分欧洲思想家并不曾怀疑或考究中国到底形象如何,而尽管撷取中国文化中与自己思想相合的部分,用中国的“火”炖欧洲的“肉”。

伏尔泰发现了契合自己宗教观的孔子的现实主义,而“仁政德治”为他的开明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支持。莱布尼茨则在《易经》中寻找到对其二进制思想的印证。

从20多岁起,莱布尼茨就开始关注中国。1697年,他出版了《中国近事》,随即写信给普鲁士女皇,说自己准备在办公室门上挂上“中国事务所”的牌子,有关中国的事情都可以找他。而莱布尼茨从未去过中国。

1700年11月,白晋给莱布尼茨的信详细讲述了《易经》这一“最古老、最杰出哲学的零碎而珍贵的残余”。白晋写信之时,莱布尼茨也正在给白晋写信,其中讲述了自己研究二进制的情况。

两封信在路上交错而过,接到信的白晋发现,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思想和《易经》中的阳爻、阴爻很相似,马上写信对莱布尼茨讲到这一点。

苦思20多年的二进制思想被中国的古老文明所证实,这大大激励了莱布尼茨。7天后,他就把论文寄往巴黎科学院请求发表。

而对于歌德,中国成为一种躲避现实的安慰,歌德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饰品、中国风格在欧洲流行的时代,他对中国的最初认识源于法兰克福他父亲墙壁上的中国蜡染壁挂。

这位诗人在中国文学里发现了一个可以躲避的世界,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差不多是把这个重要的国家保留下来,搁在一边,以便在危难之时能逃到它那里去。”

于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反对暴力行动又无能为力的歌德一直在读中国戏曲、小说、诗歌。晚年,他仿照中国诗歌写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其中满含着儒家的“中和”之美和道家的“自然”之境。

态度的转变

和思想界与社交界中国风的风靡相反,罗马教廷对耶稣会士描述的完美中国形象保持着冷淡态度。他们不同意耶稣会士的入乡随俗政策,不相信耶稣会士创造的中国形象。

经过反复争论,教皇终于厌烦了耶稣会士的喋喋不休。1775年,教皇解散了耶酥会,彻底结束了近100多年的“礼仪之争”。耶稣会士退出传教舞台,通往中国的这扇门被关上了,这也是中国形象改变的前兆。

欧洲人对于中国态度的转变,从他们对中国人肤色的描写可以看出。16、17世纪欧洲人的作品中,中国人是白种人的说法占支配地位。而18世纪则越来越多的文献将中国人描述为黄种人——中国就这样在欧洲人眼里变化了颜色。

对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欧洲而言,曾经被用来填补思想真空的东方文化不再有吸引力。连伏尔泰都反思地说:“人们因教士和哲学家的宣扬,只看见了中国美好的一面,若人们仔细地查明其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了。”

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9月14日那个明媚的早晨,在秋意笼罩的热河行宫,马嘎尔尼觐见了乾隆皇帝。

尽管中国的荣耀仍然一目了然——陈设庄严,富丽堂皇——但衰落的征兆已经呈现,甚至包括乾隆本人的老态。在马嘎尔尼眼中,中国就仿佛一艘硕大的漂浮在深海的轮船,危险地四处游弋。

就这样,在18世纪末期,耶稣会士、马嘎尔尼使团都撤离了这只“危险的大船”,儒家的中国如同大梦一场,最终结束。

接下来,许多欧洲商人仍接踵而来,但他们看重的不再是孔子学问、儒家思想,而是丝绸、瓷器和亮闪闪的白银。从此,“传奇的中国渐渐淡出,地理的中国越来越明确”。


(作者: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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