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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朝为何如此神秘?

西夏王朝(1038~1227)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契丹等多民族的国家政权。然而,西夏政权延续近190年之后,最终在连年的战争中为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所消灭。其毁灭之惘然、彻底,加之蒙古人在灭西夏后未曾为它撰修一部分量足够的正史(至今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史》),使得后人难觅其踪,难寻其实。西夏王朝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神秘王国”。

历史钩沉

党项原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居青海东南部,后来逐步向东扩展,曾归附隋、唐两朝。宋宝元元年(1038),36岁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市)筑台受封,即皇帝位,国号“大夏”,因其地处宋朝以西,也被称之为“西夏”。

李元昊称帝以后,又大封群臣,并派遣使臣到宋朝上表要求宋朝正式承认他的皇帝称号。这样自然极度激化了宋夏之间的矛盾,由此引发了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

元昊在位期间,是西夏完善各种制度,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元昊与宋朝和好后,恢复了中断的宋、夏贸易,进一步加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李元昊的改革措施对西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至西夏中期的仁宗、仁孝时期,其封建经济达到了鼎盛之时。

事实上,西夏王朝不仅与中原政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就西夏文化本身来讲,也是大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结晶。如从建国之始起,西夏就非常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和对儒学的推崇,用西夏文译成的重要儒学典籍有《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西夏统治者首先将《孝经》翻译成西夏文,说明他们也懂得“孝”治天下的治国安邦之道。另一方面,西夏政权还在州、县设立了各级学校,在中央设置太学,采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尊孔立庙祭祀等等。尊崇儒学的方略不但有利于皇权的巩固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且对党项人的观念和民风习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最能体现西夏文化多元性的是西夏的宗教,西夏崇尚佛教,但也不排斥其他宗教。西夏统治者大力弘扬佛教,境内僧人众多,寺庙林立,西夏花费了50多年时间,用西夏文翻译了3600余卷大藏经,堪称稀世珍品。除了佛教外,道教也很流行,诸如20世纪末苏联学者公布了秘藏多年的西夏文书《天盛律令》便为道教在西夏的盛行提供了佐证。还有学者通过《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有关记载,认为景教、伊斯兰教在西夏也很盛行。此外,西夏文化的多元性在西夏艺术领域亦有明显体现,以音乐为例,西夏音乐即是综合吸收了中原音乐和传统的西音,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音乐。

虽然西夏政权仅存在了不到200年,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但至12 世纪晚期,正当西夏由盛转衰之际,新兴的蒙古开始崛起。1227年,在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进行了多次的浴血奋战之后,西夏终因粮援断绝而投降。西夏陷落时,成吉思汗降旨“每饮则言,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西夏的城市宫殿、实物典籍基本毁灭殆尽。从此,西夏民族和西夏文明便在历史中神秘而悲壮的消失了。

神秘文字

语言文字是一种文化中最为稳定的组成部分。1036年,元昊就命令大臣野利仁荣仿照汉字创制了一种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即西夏文。它的形体方整、结构复杂、笔画较多,一字一音约有6000多字。在书写方式上,它亦有草、隶、篆、楷4种字体。西夏文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基本上吸取了汉字“六书”的某些方法,也还有自己独创的构字方法。西夏文字的构成以似汉字的会意、形声字为主体,这两种字占所有西夏字的绝大部分。正如西夏人所言,西夏文字与汉字相比较,“论末则殊,考本则同”。西夏文曾在西夏全境内广泛应用,并且记录了大量的西夏文献资料。

西夏灭亡之后,西夏文仍在继续使用,使用年限长达460多年之久。元代,元朝政府还大量使用它刊刻佛教经典。近年来在保定发现的西夏文经幢,证明一直到明朝中叶西夏文字还在被使用。大致从明朝中叶以后,西夏文字便逐渐被人遗忘,或者成为一种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

直至1908 年,一支沙俄探险队在队长柯兹洛夫的率领下,进入内蒙古西北部茫茫的阿拉善沙漠中进行探险活动,意外地发现了西夏古堡黑水城遗址(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他们野蛮地盗掘了古城遗址。当他们第二次来到古城时,在一座古塔中发掘到一处珍藏西夏文字书籍的“书库”。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批的西夏文物,其中包括西夏文献8090 余件,仅佛经就达345种,后来柯兹洛夫将其全部偷运到了彼得堡。

实际上,早在黑水城遗址发现之前,我国清代史地学者张澍,就于1804年最先发现并撰文介绍了武威的西夏文碑《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但他当时并不认识西夏文字。从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欧洲学者开始关注西夏文字,他们或从居庸关六体石刻上;或从西夏文钱币开始考释西夏文字。当他们看到了张澍的发现和介绍的西夏文碑后,对于西夏文字的释读才有了初步的进展。

经历数百年的尘封匿迹之后,神秘的西夏文获得新时代的重生,“西夏学”也应运而生。目前人们已经基本可以解读西夏文字及其文献,它亦成为解开西夏古国之谜的一把“金钥匙”。

西夏王陵

西夏灭国之时,各种文化遗迹、经书典籍大多都被付之一炬,荡然无存,而惟独西夏各代皇帝的陵墓却沉睡地下近千年。有关西夏帝陵的记载最早见于《宋史·夏国传》,但仅记载有九个陵墓名称,而不记其方位。其次是明代《嘉靖宁夏新志》,其中卷二记载:“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丽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尽管史书中不乏西夏王陵的记载,但都没讲清它们的具体位置。

1972 年,解放军某支部队在贺兰山泉齐沟一带施工时,偶然发现了部分西夏时期的文物。后来有关专家前往勘查,竟然发现这里就是典籍中记载的西夏皇帝陵园的所在地。据考古调查和发掘,西夏帝陵由内外神城、网台、碑亭、献殿、角网、角台以及高大的陵台等地面建筑组成,其中陵台犹如一座座圆锥状“金字塔”,它们都是用黄土经特殊加工堆制而成,经历700多年风雨沧桑,依就巍然耸立在大地上,整个陵墓面积达十几万平方米;陪葬墓由神城、碑亭、封土等组成,有的面积达数万平方米。这些陵墓布列在50 平方千米的陵区内,气势宏大,俾壮观瞻。从陵区出土的大批质地精美、造型别致的各类建筑构件判断,陵墓建筑多采用传统的大屋顶结构,规格都是很高的。西夏王陵的规模与河南巩县宋陵、北京明十三陵相当。发掘资料表明西夏王陵不仅深受中原唐、宋文化的影响,同时还保留了党项民族的传统习俗,从而形成了自身一套较为完整的陵寝制度,在中古时期的丧葬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我国考古工作者已从西夏王陵中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如高达 1.52 米,造型奇特的绿玻璃鸱吻,各种姿式的男女人像石雕碑座,重达 188 千克的模铸鎏金铜牛,形象生动细腻的人物竹雕等,都反映了西夏时期冶铸技术和建筑雕塑艺术的高超水平。如此“包罗万象”的大型王陵群,在国内外实属罕见,难怪外国人把西夏王陵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的金字塔”。

西夏白景帝李元昊称帝至末帝李睍亡国,共传位10帝。如果加上李元昊追尊的其祖父太祖李继迁和父亲太宗李德明,共十二帝。而现存九陵,缺了三座。这三座陵墓是根本就不存在,还是被毁,所缺究竟是哪三位之陵?

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没有一条山洪沟从帝王陵园和陪葬墓园中穿过,西夏建陵近千年,贺兰山暴发山洪不计其数,但是“沿贺兰山一线”仅有西夏陵区这片土地没有遭受山洪袭击。原因何在?至今也是个“谜”。

西夏遗民今安在?

蒙古军队进人兴庆府后,采取了极为残酷的灭绝政策,事实上西夏人在国亡后并没有被杀绝。那么,这些西夏后裔最终走到了哪里?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元代的西夏遗民主要居住在西夏故地,从元初起,政府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及回鹘人,这时又有从中亚迁来的穆斯林教徒,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随着岁月的流失,西夏故地的西夏遗民,逐渐融合到汉族、回族及其他民族中去了。

西夏灭亡前曾有一部分人迁居中亚;西夏灭亡之后,蒙古统治者曾多次把西夏遗民迁往内地。钩稽史籍文献,可以看出元代迁入内地的西夏遗民,分布范围甚广,现已查到可靠线索的,除一部分在今蒙古国境内之外,中国已遍及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川、西藏等地,其中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多。

早在20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有专家多次撰文介绍一支西夏灭亡后进入河南西夏遗民。这支自称曾是蒙古族的杨姓汉族,居住在豫北濮阳城东约50 里的柳屯乡。当时村民们发现家藏的《杨氏家谱》,及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所立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后,认为其先世本蒙古族人。这一民族成分问题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吸引不少学者前来调查。专家们证之以史籍和族人杨崇善所撰《述善集》后,很快弄清当地杨姓居民,本是西夏党项人,夏亡后其始祖唐兀台降元,随蒙古军攻金。大约6 年后解甲归田,卜居濮阳。杨氏从第三世起同汉族通婚,如今传至二十八世,已完全汉化。

古老的西夏留给后人的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发现的增多、研究的深入,会引起更多的重视,一个神秘王国的千年谜团,最终将逐渐解开。


(作者: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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